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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报读书会 | 70后:我们获得了什么,失去了什么?

全民阅读 2018-01-11 13:17:41

浙江24小时-钱江晚报通讯员 马正心

(新闻标题图(“《竹林七贤》之四”)由影像艺术家杨福东提供)


1月13日下午2点30分,钱报读书会请到新书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70年代》主编苏七七、王犁,特邀嘉宾夏烈、泉子、潘汶汛、江健文、周翔飞、朱钰芳,在晓风书屋丝博店与读者近距离交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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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题为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70年代》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新书出版,在网上网下激起了不小的涟漪。一位诗人读完书后发出朋友圈说,这是:“关于七零后一代最好也应该是最后的一本书。”

《时钟突然拨快》收录了36位“70后”创作者的“集体回忆”。他们中有诗人、画家、评论家、学者、作家、导演……2018年生于70年代的他们,已在奔四、奔五的路上,青年时代结束了,在这本书里,留下的是那些或明亮或幽暗的童年,是读过的书,去过的地方,爱过的人。

来听听其中收录的一些文章的标题:

《历史与“我”的几个瞬间》——学者、作家梁鸿

《没有人看见草生长》——作家毛尖

《不存在的村庄》——诗人泉子

《愤怒理想与自由理性》——导演杨超

…………

“谁能说出这一切呢?”《时钟突然拨快》的腰封上发问。

恐怕凭谁一人都不行。但《时钟突然拨快》中集结的的36位作者,用他们各自的故事,折射出了那个逝去年代的无数种模样。

智能手机、电子游戏:这些渗透进现在孩子童年记忆中的事物,在这本书里当然不见踪影。取而代之的,是彩色弹珠和酥心糖,是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和露天电影,是无数本“纸书”和一盒摇滚磁带。

改革开放、计划生育、……,从匮乏到富足,从现实到虚拟,从闭塞到不闭塞,时钟被拨得越来越快,这是旧与新之间诞生的一代人。

从七零,到新世纪的“一零”,成家、成功、成名后,“70后”的他们获得了什么,又失去了什么?

1月13日下午2点30分,钱报读书会诚邀你来晓风书屋丝博店,与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七十年代》的编者、作者分享那个时代的记忆,他们心中的得失。


70后:我们获得了什么,失去了什么

《时钟突然拨快》新书分享会

时间:1月13日下午2点30分

地址:杭州市西湖区玉皇山路73-1 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书屋

嘉宾:苏七七,影评人 | 王犁,画家 | 夏烈,学者 | 泉子,诗人 | 潘汶汛,画家 | 江健文,出版人 | 周翔飞 ,出版人 | 朱钰芳,书店人

主办单位:钱江晚报、晓风书屋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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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排岭的天空》——活动嘉宾王犁。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70年代》内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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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落于万物间》——活动嘉宾潘汶汛。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70年代》内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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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不存在的村庄》——活动嘉宾泉子。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70年代》内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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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自我精神成长的考古记》——活动嘉宾夏烈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70年代》内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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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起

有一天,画家王犁约了江健文和苏七七在晓风书屋见面。

王犁说:“我们一起编一本关于70年代生人的书吧!收录‘70后’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回顾性的文章,每一个人,每一篇文章,都是完全不同的,个性鲜明的,然后又组成一个整体,给我们经历的时代以‘注解’。”

王犁充满信心的语气把二人说服了。《时钟突然拨快》的三人编辑小组从此诞生,三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咖啡馆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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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时钟突然拨快》标题图:《竹林七贤》之四,影像艺术家杨福东(生于1971年)提供

编者们找到了“70后”在历史中特殊的位置:他们身处的时代,是一个高速的发展期,面对的生活压力也许比后面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小些。与共同的贫乏相伴随的,是相对的平等,贫富分化尚未严峻,社会阶层尚未固化,教育资源并没有向城市大规模倾斜,寒门通过学习尚有可能改变命运——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,90年代的市场经济,这二十年是“70后”的学习与成长阶段。

说得形象些:“在最结实的农业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‘70后’,枝干与花叶却展开在了一个信息时代的空气中。”

“在信心与实现、烦琐的任务与远大的目标间,我们保持着一个缓慢却前进的工作节奏,”苏七七说,“终于有一天,稿子都收齐了,可以排出目录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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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时钟突然拨快》目录页

“这件事情,已经到了它应当发生的时候,我们只是把它做出来了而已。”编者如是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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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一点

《时钟突然拨快——生于七十年代》序

苏七七

一天,我到一个新建的商场去,想着看个电影,吃个饭,顺便买点儿东西,这是最寻常的事。站在自动扶梯上,脚下是不停传动的金属带,头顶是商场中庭棋盘般拼装的轻盈的天花板,有一个柔和优美的弧度,开了几扇透明的天窗。光线明亮,温度适宜,所有的商品都摆放得整洁优美,触手可及。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,然而我忽然恍惚,有一种不真实感:这个世界在从我出生的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吗?为什么我有一种身处科幻电影中的感觉?

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,真的是“跨时代”的一代人。在我们的童年里,再天马行空的想象,也没法想象出这样的未来,没法想象出互联网,没法想象出有一天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部手机。如果有一个外星人观测到地球人的话,也许会把手机当作地球人身体的一个外延,把地球人视作碳基化合物与电子产品的合体。是啊,如今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那么大程度地寄寓在一个虚拟的比特空间里,然而我们的童年,还处在一个前现代的农业社会里。

这是“70后”的一个巨大幸运吧?我们赶上了农业社会的最后的余晖。这有什么意义呢?这意味着四季和物候,草长和花开,都还无声无息地哺育着我们的心灵;自然还没有被工业大规模入侵,“污染”还不是个常用词。我们小时候听说瓶装水这个物体时感到不可思议:为什么有人要买水喝呢?从山上流下的泉水不就是矿泉水吗?那是个物质与金钱都很匮乏的时代,但早上的时候,田野里有薄雾升起,南方的小溪流边开着刺莓与蓬藟,天空总蓝得没心没肺。——在今天,农村还是在的,但那个农业时代的驯顺而清新的自然消失了,如果还保留着的,那就成为了“旅游资源”,成为了度假的农庄与周末采摘游戏的场所。

用一种牧歌式的情调来缅怀那消逝的农业社会,总难免显得空洞和虚伪。社会需要“进步”,需要用丰富来取代匮乏,用占有来获得成就。并且,进步来得猝不及防,比想象中的还要迅速。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,刚刚开始或刚刚过完童年,就迎来了“改革开放”,商店很快就取代了供销社,零食不再只有自制的地瓜干。伴随着飞速的现代化进程,我们同时迎来了一个消费时代,钱比过去多了,钱也越来越重要了。这是我们的80年代,我们去最先买电视的人家看电视,最爱看的是《西游记》与《射雕英雄传》,然后每家都有了电视。

家里总是在陆陆续续地添东西,各种各样的电器,每样东西都是新奇的。电冰箱、洗衣机,每一样都不像今天这么顺理成章,是一个现代家庭的必备。我们经历着工业社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细节改变,同时转换着生活方式。商店正慢慢地变成超市,新华书店里的书也可以开架供人取阅试读。—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孩子来说,世界是一个既定的世界,而对我们来说,世界是一个不停变化着的世界。它在一个发展着、增添着的过程中,每一天的变化虽然都不那么大,在听说、见到与拥有间,世界却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。

在成年之前,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;在刚刚成年后,我们则进入了互联网时代、信息时代。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,还有过一个用纸笔写作的短暂时期,然后电脑出现了,大家纷纷学会了打字、上网,从BBS开始,经历着互联网时代的每一次升级,同时也是自身的一次系统升级。这次升级对“70后”来说至关重要。在代系之间,我们与我们的上一代,有着从思想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,但我们与我们的下一代,这个差别要小得多。互联网带来了一个实体世界一比一的巨大镜像,博尔赫斯所说的,和这个世界等比的地图,真的出现在电缆、网线与无线WiFi里。个体的意识,沉浮在总体的信息海洋中,一个给出足够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供人选择的世界似乎出现了,但一个涣散的、破碎的,表面有无数泡沫并吞噬着时间与心智的世界也出现了。在最结实的农业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“70后”,枝干与花叶却展开在了一个信息时代的空气中。

这是一个像《神曲》中的维吉尔一样,走到了人生中年的“70后”的人生。我们何等偶然而有幸地经历了一个人类文明的浓缩的速进,其中的戏剧性,犹如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中的呈现。这是一个“小时代”吗,还是比战争年代要浩荡的“大时代”?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,我们只是度过了天下承平的“改革开放三十年”。我们比过去过得更舒适,而未必更满意;我们比之前拥有更多的物质,而未必拥有更多的快乐。—人性的问题,比科技更为复杂。

在这本书里,大部分的作者都从“小地方”到了“大地方”,一边经历着历史进程的、社会形态的变化,一边经历着空间的位移,从边缘慢慢汇聚到或大或小的中心。现在,我们回到“生于70年代”这个界定:这看上去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定义,但生于“69年”与生于“70年”,有什么本质的不同?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土上,生于南方与北方,生于乡村与城市,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……有巨大的差异性。“生于70年代”必然是含混不清的、歧义丛生的。然而我们回望历史,“70后”这个词最早地被集体创造出来,并且“80后”“90后”紧随其后,“60后”得到命名上的追加时,这里面必然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需求。在这个加速度的时代里,我们也许需要一种划分来做大体的概括,它谈不上科学性、严谨性,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学理性的概念,不是演绎法的产物,但它提供了一个凭依,一种体认,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共同的“故乡”的建构。

于是从历史的浪潮中折返目光,看我们的日常生活,这浪潮中的一个个小水滴。日常生活是这样一种卑微而又坚韧的存在:感受与感情,经验与观念,都附着在日常生活里;它是平淡无奇、日复一日的均量的叠加,又波澜起伏,风起云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史诗。

贫乏是我们共同的底色。童年的我们站在一个风暴刚刚席卷而过的废墟上,物质贫乏,精神也一样贫乏。“70后”的小女孩们往往集过糖纸,她们把吃过的糖纸、捡来的糖纸都小心留下,洗干净,夹在书里压平,慢慢成为一笔甜美的积蓄,这是贫乏带来的独特的美感。起步于贫乏,对于“70后”来说,并不意味着一个不幸,而有可能是一件奇特的礼物。

贫乏使生活有一种必然的简朴与对可能性的期待,它甚至怂恿漫无边际的想象。如果贫乏是往下滑落的贫乏,从贫乏到绝望,那是一条可怕的曲线。但“70后”所经历的贫乏是一个起点,物质与思想,都是一个从贫乏到丰盛的过程。有贫乏作底子的丰盛,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自我塑形,增加了一个对照与反省的维度。“70后”不太说自己“理想主义”,但“70后”有一种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能力。这种平衡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起点处的贫乏,来自于一个因贫乏而寻找的过程。

思想解放、市场经济、工人下岗、房价上涨……在“70后”的生存体验里,的确没有太多的余裕去感受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“文明进程”,因为切身相关的社会现实已经变化如此迅捷,让人目不暇接。但整体而言,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现代社会”在成型。“70后”们的中小学生作文里总有一个句子叫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过”,当时并不知道,这个会议意味着“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意味着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,意味着在填各种表格时,“家庭出身”这一栏渐渐消失了。“70后”是从阶级论中真正解脱出来的第一代人,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来临,而前所未遇的陷阱也在来临。

在马歇尔·伯曼的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—现代性体验》里,他将“现代性”定义为“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、自我和他人、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。”“所谓现代性,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,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,去获得权力、快乐和成长,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,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,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,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。”

“70后”身处的时代,是一个高速的发展期,面对的生活压力也许比后面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小些。与共同的贫乏相伴随的,是相对的平等,贫富分化尚未严峻,社会阶层尚未固化,教育资源并没有向城市大规模倾斜,寒门通过学习尚有可能改变命运。——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,90年代的市场经济,这二十年是“70后”的学习与成长阶段。“70后”培养出了一种对精神与物质同样心平气和的尊敬态度,在这个态度的基础上,我们塑造自身,塑造与他人的关系。但坚实的基础消失了,我们能获得的,只是动态平衡,我们在拥有中恐惧失去,我们在满足中增加了欲求。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?它会变得更好吗?关于未来的问题令人茫然,已无法给出坚定的答案。但是回望过往,我们以我们的方式,感受并介入着这个世界,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我们无法脱身而出,因为时间和空间,与肉身和精神粘连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与经历,我们的艰劳与放纵,我们的苦痛与欢欣。

谁能说出这一切呢?每一个人都身处不同的语境之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音与腔调。而这本书的作者,是诗人、画家、作家、评论家、导演,他们是最“执迷不悟”的观察者与记录者,他们追问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,用“创作”这个孤注一掷的方式—研磨情感、锤炼思想,热情与冷酷都在一念之间。关于过往的这些陈述,是可能性的消失与个人历史的定格,青年时代结束了。这本书里,留下的是那些或明亮或幽暗的童年,是读过的书,去过的地方,爱过的人。是的,在把时代的浮沫撇去之后,重要的还是我们真的在哪里收获了真正的对世界的领悟与理解,真正的会心一笑与惺惺相惜—虽然,一切都还只是在动态平衡之中,新的不解与不安还等在路上。而犹可依傍的,是“美”,可感受到的美与可创造出的美。不论我们处在文明的哪段行程里,思想与美,永远是微渺的人类,确立出的一个“自我”的方式。

有一天,这是非常现实、日常的一天,王犁约了江健文老师和我在晓风书屋见面。四壁都是书,绿茶冒着淡淡的热气,空气里还有点心好闻的甜美,这些都是特别亲近的东西。王犁说:“我们一起编一本关于70年代生人的书吧!收录‘70后’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回顾性的文章,每一个人,每一篇文章,都是完全不同的,个性鲜明的,然后又组成一个整体,给我们经历的时代以‘注解’。”王犁充满信心的语气把我们都说服了。我们组成了一个三人编辑小组,隔段时间就在咖啡馆讨论一下组稿与编辑的进程,也常常就聊到了画,聊到了某本书,聊聊最近的生活。在信心与实现、烦琐的任务与远大的目标间,我们保持着一个缓慢却前进的工作节奏,终于有一天,稿子都收齐了,可以排出目录……

这件事情,已经到了它应当发生的时候,我们只是把它做出来了而已。


稿件来源:钱江晚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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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正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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